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6篇

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6篇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提出了借助无产阶级政权依靠工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提出了借助无产阶级政权依靠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又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一定的联盟的两个联盟的伟大战略思想把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巧妙地结合起来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创造了三大改造同时取得胜利的辉煌成果

　　第三专题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江泽民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对建国初期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带领全党认真实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1953年6月，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以“一化三改造”为中心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底，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从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一、新中国的成立与执政党地位的确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与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在国际上，新中国的成立，得到苏联、东欧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的承认、同情和支持，这有利于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不但坚持敌视和拒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还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我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我国并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新中国来自外部的主要威胁。在国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这是当时形势的主流。但是，还有许多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首先，在全国尚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台湾的全境和福建、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的局部地区尚未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些地区还保留有二百多万政治土

　　匪，妄图在大陆建立所谓的“反共”基地，继续与人民为敌。其次，在广大新解放区农村(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尚未废除，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再次，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溃逃时，还遗留下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妄图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亟待清理和镇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济形势也是十分严峻和困难的。由于长期战乱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和摧残，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陷于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局面。1949年工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50％(其中，重工业生产下降70％，轻工业生产下降30％)，农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25％，工厂关闭，农田荒芜。关内的铁路没有一条能够全线通车，有的路段连路基也荡然无存。城乡贸易停顿，市场物资奇缺。由于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浩大，以及政府负担的公教人员的迅速增加，还有重点恢复和救济灾民的需要，国家财政开支数额巨大。然而由于生产的破坏以及正常税收制度尚未建立，国家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国家被迫增发通货。这样做，虽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却引起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加之，投机资本的火上加油，兴风作浪，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出现了4次大的物价上涨风。其结果是，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处境困难的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受到冲击，人民群众叫苦不迭。在我国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和国民党残余势力断言中国共产党无法克服这些困难，等待着我们的失败。当时在一些资本家中间也流传着种种说法，诸如“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共产党“军事上一百分，政治上八十分，经济上零分”，等等。上述情况表明，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是人民大众同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矛盾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尽快地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乃是涉及到新的人民政权能否存在与巩固的更为困难、更为紧迫的大事。因此，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并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以最大的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二)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斗争建国初期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工作千头万绪，集中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当时一项牵动全局的中心任务。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指出，从我

　　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恢复国民经济的努力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又把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确定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向经济转移，这是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深刻转变。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不少人担心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确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放在第一位，同时经济建设则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阻碍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我们只有坚持自力更生才能打破封锁，依靠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党和政府一直把重点放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解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的发展。在充分注意发挥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党还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开展劳动互助，到1952年底，已有40％的农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些农户普遍增产增收。国家还从减轻农业税收、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发放农贷、奖励丰产等方面，特别是动员农民兴修水利方面，积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政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巨款用于水利建设。三年中用于水利工程的投资达8．25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0．5％。在这些水利建设中，比较著名的有治淮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和官厅水库工程。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三年中中央人民政府用于交通建设的投资达17．7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6．7％。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在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上，到1952年底新建成的铁路有成渝(成都到重庆)、天兰(天水到兰州)、来睦(来宾到睦南关)等线，正在修建的有宝成(宝鸡到成都)、兰新(兰州到乌鲁木齐)、丰沙(丰台到沙城)等线，使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4万多公里。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新建公路3846公里，使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67万公里，其中有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有沟通新疆和内地的兰新公路等。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党和人民政府主要依靠国营经济的发展，特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为此，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这样就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国营企业中开始体现出来。在生产改革中主要是在经营管理中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在生产中大力推广和使用新

　　技术。通过改革，使国营企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2．合理调整工商业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有重要作用。人民政府在打击投机资本、限制私营工商业消极作用的同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大力扶持。但是，到1950年春物价稳定后，由于长期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的消失，致使私营工商业出现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多、劳资关系紧张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国家采取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调整税收负担，使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用协商方法解决劳资纠纷等措施，合理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通过这次调整，不仅使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而且有很大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私营工商业户数增加11％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资本家所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的任何一年。但是，尽管资本家的利润大大增多，他们中的不法分子却不满足于获得一般利润，出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他们采取向干部行贿等手段来牟取暴利。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中共中央不能不决定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运动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长期斗争的初战。通过“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通过“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开始造成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私营工商业的局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反”、“五反”运动也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树立了新社会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良好风气。“五反”运动后，党和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合理利润，使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4％。特别是1953年上海私营工商界几十个行业都消除了亏损，全部获得创纪录的赢利。所以，工商界人士称为“难忘的1953年”。3．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项任务已全部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好转。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1949比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递增率为21．1％。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年产量，钢产量134．9万吨，比建国前最高水平增长46．2％；发电量72．6亿度，增长21．8％；原煤6649万吨，增长7．4％；粮食3278亿斤，增长9．3％；棉花2607．4万担，增长53．6％。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稳定，这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获得根本好转。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580万人；职工年平均工资到1952年为446元，比1949年增加70％左右。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使职工的社会福利有很大的提高。农民收入平均每户增长30％以上。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使新中国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考验，政治安定团结，经济欣欣向荣，人民共和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同时，也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和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灿烂的一章。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成功的经验是：(1)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正确处理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坚决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七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牢牢地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切工作的中心。尽管这一时期政治运动频繁，工作千头万绪，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和妨碍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2)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建国初期的具体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等正确的方针政策。在经济上，正确处理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和发挥其他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包括合作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之在国营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正确处理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注意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从而调动和团结了一切积极政治因素为恢复国民经济服务。(4)党在这个时期，十分注意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从而使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较好地反映和符合中国的实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三)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临着在全国执政以后大量的新问题、新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已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1．确立执政党地位的重大举措第一，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和建立中国共产党党委会和党组的决定。由于建国初期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依法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赋之以行使国家政权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切政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又行使统一领导最高行政、军事、审判和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中央一级的两级政府的过渡性体制。建国初期，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处的构成及职能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下设立党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党对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在政府系统，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党章的规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具体情况，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和建立中国共产党党委会和中国共产党党组。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在军事学院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党和军队的关系，他说：“全军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必须明确认识：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就是说：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坚决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只有这样，全党全军才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完成我们艰巨的历史任务。”①第三，加强对青年团和工会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早在1949年1月，中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已指出：为着团结教育整个青年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团的组织迅速壮大，青年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1950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应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与帮助的指示》。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十分注意青年团的工作，给他们以积极领导和帮助，以便使青年团在国家各项工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成为党最亲密有力的助手之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工会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城市党委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指出：工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支柱，是联系工人群众的传动带。把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是搞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环节，各级党委要用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和主要干部去加强工作。建国以后，中央又强调指出：全国总工会及各级工会必须在党中央及各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工会应该无条件地帮助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帮助党在工人群众中发展组织，以发挥工会为党与群众联系的纽带，以及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各级工会的党组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第四，加强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的和大量的是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合作，是一个关系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重大问题。到1949年，我国共有9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月，9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起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承认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人民政权时，吸收了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它们的领导人，分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一些部、委的正副部长和主任，有的担任省、市等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政权建设中的一个创举，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一大特点。它同时也表明，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们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起担负起管理和建设国家的任务。2．从革命党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已经成为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国度里的执政党。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地位作用、中心任务、工作对象与活动环境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客观上需要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

　　第一，从进行革命战争向支持人民治理和管理国家转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往往表现为垂直式地领导千百万群众开展疾风骤雨式的革命运动。取得全国政权后，党仍然要按照自己制定的纲领进行治国，但更多是表现为网络式的进行间接的领导。一方面，党通过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去治理和管理国家，另一方面，要通过在党领导下的各个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直接实践。应当指出，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不包办代替去实现人民的利益。党反映人民的意志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同样是积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和治理国家。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所以，执政党要正确处理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以及直接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要支持人民通过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治理和管理国家。第二，从社会革命向巩固与发展新政权的社会改革转变。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社会革命，革命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提。因此，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夺取政权。建国以后，由于社会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执政党的任务则是巩固和发展政权，发展经济，实行民主，进行文化建设，为此要通过改革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要面向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制定正确的政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整合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各个成员的利益，尤其要解决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经济差别，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公平与效率以及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平衡各种社会力量，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建设和最终消灭阶级创造经济和政治条件。在处理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执政党不能光从意识形态上来区别敌友，制定国际战略，而是要从争取实现国际和平环境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上，来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第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心任务是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而党执政以后，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基本结束，党除了领导人民为建设和巩固新政权而斗争外，中心任务由进行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党执政的任务与指导革命战争比较起来，更加艰巨和复杂，需要更长的时间和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怎样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十分困难、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①革

　　命党的任务是通过阶级斗争和进行社会革命最终夺取政权，把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执政党则是要运用取得的政权进行社会变革，实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尽可能增加生产力总量”，“创造比旧社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第四，从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到向建立新的法制秩序转变。革命是造反，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打碎包括旧的法律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及其物质附属物，即旧的国家机器。执政党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除了革命胜利后要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残余势力的反抗外，在很长的时期内还要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和境外反动势力的渗透和颠覆。而执政党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文明、民主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发扬民主，不断完善法制。党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建国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法律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实行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用法制规范包括党及其领导人在内的各个集团和个人的行为。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社会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国执政以后大量的新问题、新考验，如何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已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适应革命和建设新形势的需要，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50年下半年，开展了建国以来我党第一次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主要是克服胜利后以功臣自居和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以及少数人存在的腐败现象。这次整风运动，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整风运动经过半年多时间，到1950年底基本结束。相关链接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旧中国，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统治以及十多年战争的摧残，社会经济日益衰落破败，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以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左右，其中重工业减少了70％，轻工业减少了30％，煤炭产量减少48％，钢铁产量减少80％以上，粮食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由于生产大幅度下降，财政赤字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加剧，市场物价猛涨。据统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从年5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失业，生活下降到可怕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被破坏了的工农业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和强有力的措施。随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人民政府没收了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80％、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把它们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1950年1月，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海关工作的决定，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很快控制了全国各海关，掌握了对外贸易。为了战胜解放初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各级政府首先抓了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的恢复。到1950年初，全国大陆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交通十余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农民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互助合作，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并且通过发放农业贷款，供给肥料、新式农具、农药和用合理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等办法，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了改变各个地区财政工作分散管理的状况，适应全国交通、物资流通与币制等等已经统一的新形势，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此后，人民政府采取紧缩开支、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和工商税以及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投机活动等措施，接着又实行了统购棉纱的政策，从而迅速扭转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局势，通货膨胀停止，金融物价趋于稳定。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只超过财政收入的4．4％；1951年起，从财政就实现了平衡，井略有节余。为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为恢复国民经济服务，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采取加工订货和收购成品的办法，并在原材料分配和其他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以维持和发展那些社会需要的工业生产，并克服它们的无政府状态；对于私营商业，国家一方面限制它们的投机活动，同时在价格(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和营业范围方面给以活动余地，使其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为城乡交流、内外交流服务。对个体手工业则采取扶助政策，并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把一部分手工业户组织起来。这样，这些面临倒闭破产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很快恢复了正常生产。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就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35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3万吨；原煤6649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61万吨；发电量73亿度，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3亿度；原油44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2万吨；水泥28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57万吨；棉纱65．6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21．1万吨；粮食1．639亿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390万吨；棉花130．4万吨，比

　　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45．5万吨。三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000多公里，公路127000公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从1949年到1952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了30％以上。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6页。

　　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考虑如何建立新中国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实现中国革命第二步的奋斗目标。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与提出建国以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得到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日益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日益加强，国内各项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这不仅为经济建设和开展其他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人民群众改变国家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要求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愿望，也推动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实践的发展促使毛泽东和党中央逐渐改变原来的设想，开始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在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改造的新构想。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到最后确定，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他在修改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把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整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

　　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①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宣传部的提纲，从此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1954年2月10日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2．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1)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农村自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几亿中国农民开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尝试。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创造了最初是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再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底，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同时试办初级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贯彻自愿互利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55年下半年；是大办初级社阶段。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确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决议进一步肯定了经过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的形式。第三阶段，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是合作化运动高潮阶段。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农业合作社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方针和原则。到1956年底，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开展，促进了广大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对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形式上，中国共产党根据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的特点，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

　　上和形式上，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从供销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很顺利。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以前为手工业合作化试办阶段，主要把城市里的失业和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5年底的发展阶段。至1955年底，合作组织发展到6．8万余个，社(组)员达220万人。第三阶段，1956年合作化高潮阶段。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甚至跨越了手工业供销合作阶段，直接组成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底，到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发展到10万多个，入社的手工业者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基本上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渔业、盐业、民间运输业、小商小贩等个体劳动者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的基本实现，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为手工业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3)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建国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从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3年年底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建国后，通过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等，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了经销代销，既帮助他们克服了困难，也使这些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到1952年底，这种低级形式企业的产值已占私营企业产值的52％。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下半年，除继续发展初级形式外，开始实行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这时，国家着重发展以公私合营为主的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国家同资本家的合作由企业外部深入到企业内部。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个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后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第三阶段，从1955年秋到1956年，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1955年下半年，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加快了改造的步伐。中共中央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全行业公私

　　合营后的赎买政策是，对私股实行定息的办法，即把资本家的利润限制在一定的息率上，统一规定年息为5％，当时国家决定付息7年，后又延长3年，共计10年。对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也按“包下来”的方针和“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作了人事安排。从此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属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工人由雇佣劳动者变为企业的主人。至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99％与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实行了公私合营。在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在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随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在没收官僚资本，没收封建地主的私有土地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商业用和平赎买的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的卓有成效的运用。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提出了借助无产阶级政权，依靠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又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一定的联盟的“两个联盟”的伟大战略思想，把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巧妙地结合起来，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创造了三大改造同时取得胜利的辉煌成果。第三，在具备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可能性的前提下，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要党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指出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当他解释什么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时，又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充分领会和具体发挥了列宁提出而在俄国未能真正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构想，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上述构想作了创造性的运用，从而为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与政策。3．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特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我国由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点，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即在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

　　工业，并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从而建立我国独立的和基本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逐步地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经济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逐步地把以剥削工人阶级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因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逐步实行国家工业化和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两者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去开展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第二，把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主体和两翼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鸟无两翼不飞，车无双轮不行”，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在执行总路线过程中，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全胜利创造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前提条件。第三，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掀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①这个“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制扩大，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两种私有制的改变。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总路线的主体即中心任务来解释这个实质的。也就是把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必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到巩固，国民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国际形势也不断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面发展。这

　　样，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任务、总路线就迫切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适应了当时我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正确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1．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我国旧有的工业基础是十分落后和薄弱的，并且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仅有的工业也主要是一些轻工业，某些重工业也多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修理厂和为他们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经过三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我国工业生产还是十分落后，1952年钢的年产量仅一百三十多万吨，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8％，农业及其副业、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72％。所以毛泽东曾在1954年的一次谈话中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和唯一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用先进的技术来装备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建立强大的国防，才能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反之，如果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就建立不起来，我们国家就很难有真正的独立和富强。2．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我国农村大量存在的是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一种狭小的、落后的经济。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已从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获得解放，但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由于农民分散地耕种着小块土地，不能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也就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抵御自然灾害，不能避免城乡资本主义的剥削。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限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对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市场等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同时，这些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技术，确有

　　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个体手工业的情况，与个体农业的情况类似。因此，党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逐步改造我国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3．国家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国内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建国初期，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此必然要加以限制，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因此，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扩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够全部实现。随着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的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尖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的步骤来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便最后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综上所述，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经过三年的奋斗，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为我们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步骤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时机”所以，。“毛主席提出这种新的构思，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①(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从1949年到1956年短短的七年内，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宣布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确“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②。1．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

　　在广大农村，党领导农民通过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形式，逐步实现了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变革。1956年底，到全国农户96％参加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其中87．8％的农户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总体上来看，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成功的，它不仅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表明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党领导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手工业改造方面，通过由手工业合作供销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到1956年底，已把全国92％以上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基本上实现了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通过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初、中、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具体形式，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6年的国民经济同1952年相比较，国营经济所占的比重由19．1％提高到32．2％，合作经济由1．5％提高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6．7％提高到7．3％；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0．1％以下，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这说明，在我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为主体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我国也形成了包括以计划体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一系列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的制度和管理机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期间逐步建立起来，并在此后相当长的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强化。与此同时，我国逐步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金融管理模式。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统一财经的各项措施，逐步实现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并实行了银行业的国有化，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现金、结算和信贷中心，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业务。总的来讲，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形成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经济建设需要的。国家以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对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重点建设顺利进行，“一五”促进计划的超额完成，对于保证市场稳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条块分割的弊病，影响和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更不能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就成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2．我国的政治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的同时，我国的政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各方面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当时具有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性质，实际上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政协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的设想，并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基本框架。这一时期，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行使其职权；在全国政协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行使国家最高政权的机关(由政协全体会议产生)，它组织政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军事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宪法。它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制度正式形成。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具体的组织形式，它主要起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但它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需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1954年12月下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政协会议的作用作了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但各民主党派依然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调动各民主党派和其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与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1952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领》。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随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始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其内容包括：各民族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这三级自治机关，按宪法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规定行使职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的利益，使他们能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既保证了各民族地位的平等，又保证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抵御外来的侵略，充分发挥了各民族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总之，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基本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它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关链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谈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是书记处的会议上。那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周总理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主席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后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5年可以让他们参加。毛主席的这些话，给我极深的印象。因为这不仅是初次听到他对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更感到这是他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判断。对于他的论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并连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在以后的书记处会议上，毛主席又多次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搜寻记忆，并参照有关档案资料，记述如下：1952年11月3日的会上，他说：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953年1月31日的会上，他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1953年2月1日的会上，他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认为：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他像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1953年2月27日的会上，他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即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毛主席的这种构思，显然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前面已谈到，毛主席那时的设想是可能要在建国15年之后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变化是合乎逻辑的。毛主席提出这种新的构思，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时的客现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3页。

　　三、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历史让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究竟应该怎么办?中国社会现代化应该怎样去实现，这无疑成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建国初期，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受此影响而发生的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一)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历来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认清中国的国情。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呢?这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出发点。1．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前提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是极其复杂的。第一，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直接转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不能否认，建国之前，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百余年的缓慢发展过程，对原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有一定的破坏和解体作用；然而，整个地说，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是一个小农经济充斥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占极小的比重。第二，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中国的领土面积约九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然而，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非常不够；另一方面，人口多、耕地少，每人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极其有限。人口多，消费较大，资金积累就不可能过快，基本建设投资也不可能增加过猛。相反，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必须随生产的发展，及时而妥善地加以解决。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旧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为便于掠夺，投资地点多集中于沿海大城市及少数内陆城市，投资部门偏重于进口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商业投资，尔后才是生产投资，包括制造业和矿业。这样一来，造成了我国沿海区域与内陆边陲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上明显的差异。第三，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榨，广大人民生活贫困，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后。近代中国由于长期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广大的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以致大批地破产，长时期内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解放以后，广大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却绝不会一蹴而就。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严重阻碍着对于先进科学知识的吸收和利用，给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第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遇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所谓“有利”有两层含义：一是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使中国的建设不仅有先例可循，而且能广泛地吸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二是出现了一个相

　　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呈现了突飞猛进的势头，给我国建设事业以极大的刺激和推动。尤其是新中国建设刚刚起步时，得到了主要来自前苏联的援助，使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同一时期，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保持了友好的经济往来和互助合作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特点。如果概括起来，除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苏联的援助之下的国际环境下起步之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穷二白”就是。“‘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①以上这些，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前提。2．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就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进行得十分顺利，尤其是在启动阶段。由于缺少经验，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发展和确立一样，建国初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基本上从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模式开始的。建国初期，特别是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这段时期内，经济建设上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角度看，则存在着重大的缺点，即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毛泽东明确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并不是哪个人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苏联模式在各国共产党中特殊地位的形成，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后苏联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胜利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所树立起来的伟大形象，使得苏共当之无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苏联的模式成了各国共产党和二战后东欧及亚洲一系列新诞生的社会主义

　　国家公认的楷模。加上斯大林又把苏联模式的作用和意义绝对化，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和普遍规律，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效仿，这就使得苏联模式进一步泛化。在上述背景和方针指导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经济建设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并在苏联直接帮助下进行的。应当说，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在实践上也是很有成效的。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对于增强国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和国防，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毛泽东从来都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他决不会满足于这种照抄照搬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前后，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之所以感到心情不舒畅，根本的就在于他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他一贯倡导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因此，一旦有条件，他必然会改变这种现状。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第一次公开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阴暗面和苏联模式的弊端，给中国共产党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背景。3．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禁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是以批判教条主义、倡导独立思考为突破口的。毛泽东曾反复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当作教条机械搬用，也不能把现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原封不动地套用过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统一，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第一，鲜明地提出了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总结建国头八年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认为，我们虽然没有全部照搬苏联模式，但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是严重存在的。这主要表现为，不分长处和短处都去学，盲目地学。因此，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首先要从思想上获得解放，而思想解放必须从反对教条主义做起。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鉴于斯大林教条主义所造成的恶果，明确指出了现在破除教条主义迷信的必要性。第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再认识。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苏联的社

　　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在50年代中期已经尖锐地显现出来了。毛泽东认为，对于苏联经验要加以分析，其中有先进的经验，也有落后的经验，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即使是那些先进的正确的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第三，摆脱苏联模式的禁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能够独立思考。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提出摆脱苏联模式的禁锢，一方面是反对不加分析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指破除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迷信。因此，摆脱苏联模式的禁锢，必须要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为人们打破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思考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提供了契机，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地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虽然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持有不同看法，并就如何全面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主持写作和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但对苏共二十大在解放思想方面的意义还是充分肯定的。(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进人高潮之后，如何开拓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及时地转入研究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开始了艰辛的探索。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这一探索有了良好的开端。1．《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早在1956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初步经验的基础上，陆续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毛泽东从2月起，连续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分别听取中央工业、农业、运输、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并调阅了国内外大量的有关资料，从理论与政策上反复研究思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本国的实情进行的一次重大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几次开会讨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到4月份概括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贯穿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前三个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在肯定过去成绩的同时，强调要适当调整和平衡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调整和平衡沿海工业的

　　改造与扩建同内地工业的新建之间以及经济建设开支与国防军政开支之间的比例关系。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第四第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主张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高度，要求改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主张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要求通过正确处理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改善企业内部的管理，这样就初步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论十大关系》后五个，论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各项原则。其中包括：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既要继续肃清反革命，又要在社会镇反中“少捉少杀”和在机关、学校、部队内部肃反中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给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自新的机会；对党内犯错误的人，既要批评斗争又要团结帮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要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问题，正确地总结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新方针、新设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它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2．党的八大的胜利召开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经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任务，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

　　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早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也就是说，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以逐步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大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大会确定了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大会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大会还重申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积极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要正确处理经济与财政，基本建设与物资储备，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这两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大会作出了初步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决策，提出要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要保证企业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有适当的自由权。陈云在会上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强调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个体经营作为补充；既要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又要有自由生产作为补充；既要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又要以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些意见，为大会所采纳。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突破旧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尝试。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方面，大会指出我们还要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要逐步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大会确认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会还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式确定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大会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方针。党的八大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加强党的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群众路线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它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以及党的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提出的许多新方针、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对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3．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党的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八大路线，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国内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但是，1956年秋冬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从国际上看，苏共二十大召开，东欧先后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也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矛盾。如何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是摆在全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此，中共中央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中，讨论了国内思想动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强调要以当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为鉴戒，认真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对党的八大前后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所涉及的新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科学的阐述：(1)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特点、运动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则明确指出：矛盾普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2)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敌对阶级或政治势力在根本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指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如果处理得当，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有的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3)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性矛盾虽然分为两类。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被消灭，大量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愈益上升到主导地位。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界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全局性问题。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4)阐明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方法。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专政的方法、强制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必须坚持“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则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都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根本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总之，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构想和新的观点，这些新构想和新观点，是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中国革命建设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发展。历史证明，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是成功的，它为后来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最初的航道。(三)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不久，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从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经济建设工作中产生了“左”的思想，从而导致了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偏离了正确的方向。1．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失误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批判右倾保守、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动起来的。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首先把1956年正确开展的反冒进当作所谓“右倾

　　保守”来批判。接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上，又不断地批判反冒进，说反冒进是“右倾”、“促退”，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这次会议还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一错误论断不仅妨碍了党坚定不移地实行战略转变，使党的指导思想自相矛盾，而且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根据。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样，在总路线提出以后，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是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的。伴随这种生产上的所谓“大跃进”而来的，即是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8月初，毛泽东在河南、山东农村视察时公开号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便出现了建立人民公社的热潮。1958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不切实际地决定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3000亿至3500亿公斤。并通过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议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迅速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了“全民大办”。全国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不到两个月时间，全国农村就人民公社化了。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相继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反对两个急于过渡；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遵守价值法则的重要性；批评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初步调整了国民经济的过高指标；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体制，等等。这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是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的。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程度和产生错误的原因认识不足，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纠“左”工

　　作的深度和进程。1959年7月到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继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7月14日，彭德怀针对会议中某些人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肯定了1958年成绩的前提下，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失误及其原因。他直言不讳地认为，1958年的错误主观上是由于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这种看法，同毛泽东关于1958年的错误只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执行中的问题，而且已经逐步解决了的论断，显然是不同的。彭德怀的直言也引起了某些坚持“左”倾观点同志的不满和反对。于是，在庐山会议的后期，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了，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2．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甚为困苦。严重的经济困难教育了党，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又继续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努力搞好综合平衡，使农、轻、重之间，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党中央又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党的团结，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同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5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这些措施主要是：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率；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充实轻工业，保证石油工业；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等等。在经济调整的同时，党中央在政治上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

　　人进行甄别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贯彻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由于决心大，措施得力，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就有了明显的好转，度过了最困难时期。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中央确定从1963年起，再用2至3年时间，继续执行“八字方针”，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外，着重于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更新设备，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由于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欠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不少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宣布：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工农业生产接近或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我国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3．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艰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尽管这十年中社会主义建设发生过严重的曲折，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在各项工作中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纠正了经济工作中的重大失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十年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倍，全国工业固定资产达1046亿元，比1956年增长3．6倍。与1956年相比，钢产量增长2．4倍。原煤产量增长1．29倍。发电量增长3．9倍。原油增长11．5倍。十年中，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建议起采厂，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如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拖拉机制造业以及精密机床、精密仪表制造业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十年中，钢材自给率由1957年的85％提高到1966年的95％。我国机械制造所需要的金属材料，基本立足于国内。1965年我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在这十年中，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了70倍。

　　1966年与1956年相比，粮食增长11％，棉花增长61．7％，烤烟、甘蔗等都有较大的增长。十年中，交通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新修铁路近8000公里，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十年中，工业布局也有了改善，沿海工业基地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加强，原来缺少工业的内地和边疆各省区的工业有了不同规模的发展，出现了武汉、湘潭、开封、洛阳、郑州、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其次，在这十年中，我国的文教、卫生和科技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具有一定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1966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比1956年增长32．5％，十年中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为建国前七年的4．9倍。1957年到1963年，科学技术人员由120万人增长到230万人。1966年全国医院病床比1956年增长2．3倍。十年中，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成为世界上电子计算机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之一。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合成方法合成了胰岛素，夺得了一项科学的“世界冠军”。1964至1967年我国先后把原子弹、氢弹送上了碧空，这不但表明我国科技发展达到了新水平，而且打破了少数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后来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第三，在这十年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主要经验有：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党必须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些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在党的八大上已经基本上提出来了，可惜未能坚持下去，发生了“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干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教训是沉痛和深刻的。十年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这十年在经济建设上的主要失误是脱离我国国情，急躁冒进，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结果欲速不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后来，实行了调整方针，注意综合平衡，实事求是，我国的经济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建设高潮。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领导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党领导人民迅速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全面推进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在此基础上，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这期间虽然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失误，但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了错误。

　　相关链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①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的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4月25日开到28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可以说，“以苏联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①《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即：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重点的。毛泽东后来说过；“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③

　　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问题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以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②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①十九年后，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486页。

　　思考题：1．为什么说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历史性巨变?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以苏联为鉴戒，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最初探索的?3．如何看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

　　

篇二：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很多成就，也产生了一些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把它当作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寻找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有弄清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才能真正认识社会主义，也才能更好的寻找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来。因而，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等人的探索是以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为起始的。在探索实践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探索者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有过成功，也发生了严重失误。这一探索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到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的正确发展阶段；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是探索的曲折发展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探索陷入歧途的阶段。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和理论成果（难点）1、改革开放前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

　　1956年，国内外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为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客观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①从国内情况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当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怎么搞，这是整个国际共运中尚未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方式方法上，毛泽东等人大胆地创造性地开拓出了一条带有中国色彩的成功的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上和早期的经济建设中(例如“一五”计划等)，基本上仍然是把苏联的经验奉为圭臬。毛泽东后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的这段话，道出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②从国际上看，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不但冲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大林的神化观念，也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正是在这个国际、国内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背景下，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慎重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于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新任务，被及时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2、改革开放前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党的八大前后在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有坚持下去，但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源泉。探索的正确发展阶段取得的成果归纳起来有：①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②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及发展动力理论；③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④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⑤提出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问题的新思路；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根本方针；⑦制定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等等。总的看来，党在八大前后所进行的探索，起步迅速、方向正确、成绩显著，具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闪光的思想，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进行的全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个阶段（1956年4月～1957年2月）的探索被称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前奏曲”。

　　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阶段（难点）这个阶段是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8年半时间。“曲约所谓折发展”，是探索既遭到了挫折，却又在向前发展。其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两个趋向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比较正确的趋向，即八大趋向的继续；一个是错误的趋向。

　　比较正确的趋向：这一阶段，党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经济调整也取得了一定成果。①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②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周恩来）③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④综合平衡，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⑤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毛泽东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⑥对工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若干有益的尝试；⑦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问题和措施等。

　　错误的发展趋向：党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行为活动。一方面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升级；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左”的错误，用所谓的“三面红旗”取代了八大路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上述两个趋向的主要表现，实际上说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所产生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及其实践，提供了正面经验；错误的发展趋向所产生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及其实践，提供了反面教训。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是党的精神财富，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条件与理论渊源。为邓小平领导的伟大改革指引了道路。

　　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陷入歧途阶段这个阶段是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指导思想上犯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组织上犯了个人专断和过火斗争的错误、经济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十年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的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其危害影响之深远，至今尚难消弭。从根本上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深刻的时期。邓小平总结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恰当的评价和最全面、最辩证的认识。正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剧痛，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至今的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总之，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各行各业受内乱的冲击和影响，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本来已开始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国错失了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难得机遇和大好时光。然而，1956年到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从虽然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

　　从以上说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是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才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

　　四、总结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失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反对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别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过去的成功就在于他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后来的失误恰恰在于他偏离了这个正确原则，把马克思

　　针对在发达国家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结论，照搬到中国这种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这难免会发生失误。

　　第二，必须尊重科学知识，遵循客观规律，反对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民主革命时期，要取得革命战争胜利，需要尊重军事科学知识，遵循革命战争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更需要尊重各种科学知识，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任何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

　　第三，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避免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战胜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要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更是一项十分艰巨和长期的历史任务。既无现成的答案可供选择，也无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任何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不仅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反而打乱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滥用。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思想影响的国家，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滥用，就必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时，犯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一个领袖或政党来说，没有一种适当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纠错机制，既不能有效地防止错误于发生之前，又不能及时地纠正错误于发生之后。这正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历史悲剧所在。要防止毛泽东晚年历史悲剧的重演，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总而言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我们今天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宝贵财富。

　　

篇三：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内容标准

　　概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识记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八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的调整,“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的损失,周恩来恢复调整国民经济,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

　　能够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

　　能有条理地表达对社会和历史现象的想法与观点,以及解释一般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通过阅读史料、图片,培养概括、分析、总结能力。

　　通过设置小组讨论,培养合作探究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明确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关注国情的意识。

　　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不论遇到什么困难,终将不断前进,建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教学策略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共八大的正确决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难点:分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图片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并出示材料: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永远摆脱不了一个不堪负担的压力,即庞大的人口,没有一个政府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共也无能为力,中国将永远天下大乱。

　　请学生思考: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怎样的经济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新课讲授

　　一、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

　　1.国民经济的恢复

　　首先,请看一段资料:

　　1949年,我国有5亿多人口,人均收入才66元,人均有粮食209千克,钢0.29千克。那时,工业技术水平低下,农业生产落后,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这就是解放初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基本国情。

　　教师提问:造成国民经济严峻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归纳:造成经济位于崩溃边缘的原因有:第一,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第二,国民政府和官僚资本的大肆搜刮;第三,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

　　面对这种局面,出示材料:

　　上海的一个资本家说:共产党军事上,可以打一百分(100分);政治上,可以打八十分(80分);经济上,只能是零分。(0分)

　　以此加深学生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形势的初步认识。

　　进一步提问: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如何回应这样的疑问的?

　　引导学生思考总结: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着手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为迅速发展生产力,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它标志着我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仅仅经过三年的时间,国民经济的恢复以较短的时间,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为进入一个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能力得到了初步检验。

　　2.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步)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步骤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简称“一化三改造”)

　　提问:给出“一五“计划重点企业和成就图,学生读图思考:“一五”期间有哪些重大成就?其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这些工业建设体现出“一五”计划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出示一组材料:

　　材料一: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毛泽东

　　材料二: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征询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并提出对苏联科技和建设援助的需求。……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称为“156项工程”。

　　——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组织学生讨论,教师总结:重工业落后,借鉴苏联经验,加强国防建设,巩固新生政权。

　　提问:“一五“计划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开始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3.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出示幻灯片,结合图片和文字资料,让学生充分感受“三大改造”。

　　提问:“三大改造”的本质是什么?产生了什么作用?

　　组织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是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它适应了工业化发展的需要,真正体现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三大改造”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至此,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二、探索与失误(1956—1966)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1956年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此后的十年,党在经济建设领域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出现过严重的失误。

　　提问:1956年到1966年,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有哪些探索?哪些属于成功,哪些失败?

　　组织学生阅读教材并指导学生归纳,教师总结,并出示幻灯片:

　　1.1956年中共八大——社会主义建设中成功的探索

　　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问:为什么说八大是一次正确的探索?它正确在哪里?

　　引导学生思考,教师总结:这次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即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阶级关系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国内主要矛盾必然要发生变化。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突出了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基本国情,强调了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中共八大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是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和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发展的良好开端。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思想还不够成熟,八大的正确方针在党内未能牢固确立,一些重

　　要思想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坚持下去。因此,八大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提问:这个看似全面合理的总路线出了什么问题?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组织学生回答,教师总结: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人民改变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但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总路线的指导作用,“左”倾经济思想在经济领域更加膨胀,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设计意图:该部分内容展示大量图片和资料,给学生直观的印象,激发学习兴趣。

　　提问:根据图片,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哪些失误?分别错在哪里?

　　组织学生讨论,教师总结:“大跃进”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生产关系严重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由此可见,党这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大问题上,还缺乏足够清醒的和科学的认识,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1959—1961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严重经济困难,党和人民为经济建设上的“左”倾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出示图片,加深学生对严重后果的认识。

　　3.国民经济的调整

　　面对严峻的现实,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已势在必行。继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之后,国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政策调整之后,我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

　　出示幻灯片,介绍大庆油田等一系列建设成就。

　　三、国民经济的劫难

　　然而,经济领域的逐步发展迅速被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打破。在1967年和1968年的两年时间里,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一千亿元。

　　出示材料:

　　“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新中国成立30年全部基本投资的80%,超过了新中国成立30年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

　　师生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必须从国情出发,正确分析国内的主要矛盾;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必须始终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实事求是,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些惨痛的经验教训成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难能可贵的是,中共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并1978年以后在吸取这些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建设。

　　巩固练习:(略)

　　作业布置:(略)

　　

篇四：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7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探索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贡献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日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形成了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错误地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一条伟大的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尝试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关键词：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建设、人民民主、对外开放正文：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和条件，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基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推向新的高度。

　　一、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前后,

　　中国共产党把走苏联的道路看成是探索新中国发展道路的目标，当时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总体上采纳了具有如下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了单一的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在分配中强调公平,而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第四,在工业化道路方面,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无论是资源的筹集和配置的方式,还是投资的重点以及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都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当然刚完成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大规模建设的经验，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乃至照抄照搬是必须的，但一味地照搬经验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则是行不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况且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这是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根本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全面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里程碑。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探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贡献，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日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形成了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错误地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二、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结束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社会主义道路应怎么走?这一重大课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明显的四大弊端:第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第二,经济体制僵化,束缚生产力发展。第三,主观主义盛行,唯意志论泛滥。第四,平均主义盛行,人民普遍贫穷。据此,邓小平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二,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在仔细分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继承和

　　发扬毛泽东艰辛探索的优秀成果,密切结合时代特征,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对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新的探索,于198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思路。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后。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探索又有了新的发展。第一,首次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第二,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第三,大胆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第四,全面阐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五,科学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

　　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问题和矛盾不断地凸现出来，包括贫富差距、生态问题等，如何认识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又应当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好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并且要处理、处理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上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第一、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推进改革和发展。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最近几年，在我国又兴起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推行主体私有制；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转变成全民党。面对这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基础、物质基础，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开启新时期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对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所得到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而且对于我们党在新时期探索和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篇五：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错误时毛泽东又提出了不能无偿占有农民的部分为核心的党中央力图把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劳动成果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在现阶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行了艰难的探索并且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贡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以及做好综合平献

　　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曾丽雅【摘要】建国以来,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研究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一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创造性伟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将对世界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期刊名称】《江西社会科学》【年(卷),期】2001(000)007【总页数】6页(P14-19)【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启示【作者】曾丽雅【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江西研究所,江西,南昌,33007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社会科学2001年第7期江西社会科学JiangxiSocialSciences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专题it回国民严壳到缸岳王X厘由自由回据秦·曾丽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江西研究所，江西南昌330077)［摘要］建国以来，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研究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一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创造性伟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将对世界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关键词l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启示［中图分类号）0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1)07-0014-06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来80年的漫长历史中，走道路的开始阶段。过了幽折不平的道路，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对于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革命和建设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80年丰验不足，又由于苏联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迅速发富多彩的历史当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有的唯一榜样，因此，苏联的路的探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当代中国经验及各种影响，在以多种复杂的方式对我党的政的历史，即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策起作用。但呈，在这种受影响及学习甚至“照抄”①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社会的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有必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并在要使苏联经验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在社会主曲折中发展及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建国以来，从社义改造过程中，我们党采取了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会主义改造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具体方法。如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产党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惰的种逐步过渡的方式，即在以劳动力入股为特征的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中国共产党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一不平凡的历史，可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以土地人股和统一经营为特征以给我们许多重要的、有益的启示。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艰辛的探索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社会

　　主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义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利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建国前夕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金会即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乃至全行后，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园、由新民主主义社会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但中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资本的和平赎买；对于个体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则始于建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从供销入手、多种形后50年代初。这一探索过程可以分为囚个阶段。式、稳步前进的方法等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社

　　一、从1953年起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底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方法上按照自己的国惰，以马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寻找了一［收稿日期12001-05［作者简介］曾丽雅（1953一），女，江西南昌人。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当代史研究。142001年第7期江西社会科学JiangxiSocialSciences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研究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一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创造性伟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将对世界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过了幽折不平的道路，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对于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革命和建设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在80年丰验不足，又由于苏联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迅速发富多彩的历史当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有的唯一榜样，因此，苏联的路的探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当代中国经验及各种影响，在以多种复杂的方式对我党的政的历史，即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策起作用。但呈，在这种受影响及学习甚至“照抄”①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社会的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有必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并在要使苏联经验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在社会主曲折中发展及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建国以来，从社义改造过程中，我们党采取了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会主义改造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具体方法。如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产党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惰的种逐步过渡的方式，即在以劳动力入股为特征的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中国共产党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一不平凡的历史，可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以土地人股和统一经营为特征以给我们许多重要的、有益的启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义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利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建国前夕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金会即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乃至全行后，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园、由新民主主义社会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但中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资本的和平赎买；对于个体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则始于建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从供销入手、多种形后一、从1953年起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底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方法上按照自己的国惰，以马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寻找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创造性的实践，一方面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则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先河。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过急过快过租、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56年时也大都或多或少有所觉察，并着手解决。突出地表现为党的八大从理论观点到政策思想都作了较系统的解决．记载了主要的探索成果，而毛泽东在人大之后的其他场合的一些谈话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把这种探索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如他在1956年12月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表示，要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把工商业者当作“一笔财富”，“发挥他们的作用”等等＠。虽然这些基本精神在当时没有付诸实施，但无疑是一种可贵的探索成果。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力图把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且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贡献。就理论来说，1955年12月－1956年4月．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著作，并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就实践来说，则初步尝试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方针，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等等。总的看来，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立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二、从195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IO年，是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一一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针对当时国际上出现的反社会主义逆流及国内有些人的模糊认识，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1958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在当年I1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重要观点。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时，提出了用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又重申了这个思想。这些为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确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部署提供了原则思路。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毛泽东又提出了“不能无偿占有农民的部分劳动成果飞，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以及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都是对当时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这一阶段，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总结了经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特别是陈云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经营方面，国营、集体为主体，个体为补充；在生产方面，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具有重大意义。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在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作了

　　系统的总结。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15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创造性的实践，一方面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则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过急过快过租、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56年时也大都或多或少有所觉察，并着手解决。突出地表现为党的八大从理论观点到政策思想都作了较系统的解决．记载了主要的探索成果，而毛泽东在人大之后的其他场合的一些谈话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把这种探索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如他在1956年月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表示，要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把工商业者当作“一笔财富”，“发挥他们的作用”等等＠。虽然这些基本精神在当时没有付诸实施，但无疑是一种可贵的探索成果。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力图把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且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贡献。就理论来说，1955年12月－1956年4月．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著作，并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就实践来说，则初步尝试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方针，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等等。总的看来，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立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二、从195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IO年，是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一一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针对当时国际上出现的反社会主义逆流及国内有些人的模糊认识，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1958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在当年I1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重要观点。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时，提出了用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又重申了这个思想。这些为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确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部署提供了原则思路。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毛泽东又提出了“不能无偿占有农民的部分劳动成果飞，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以及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都是对当时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这一阶段，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总结了经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特别是陈云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经营方面，国营、集体为主体，个体为补充；在生产方面，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计划指标必须切

　　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具有重大意义。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在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总体上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状况规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是坚信不疑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中心是发展生产力的认识是明确的，所以这10年中我国才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当然，在这一阶段，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为不顾客观规律片面追求高速度，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关系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不断升级，生产资料所有制强调··一大二公三纯”。这种失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但党中央对这些错误一旦发现便逐步加以解决，并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至后来发展到JO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但可以肯定的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正如邓小平所说，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它虽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而且这一阶段探索中的曲折毕竟为后来提供了一种借鉴。

　　三、“文化大革命”JO年，为积累“反面经验教训”的阶段。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的一场大内乱，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均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然而，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作为反面教材，则可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中国

　　共产党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所资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持续JO年之久，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如特定的国际环境，党内极“左”思潮的极端发展，毛泽东晚年关于理想社会主义构想中某些失误等。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则是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文化大革命”从反面为我们提供的教训是：只有发展经济，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才能克服国家过分集权的体制造成的弊端。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曾总结说：“‘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16邓小平对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则有更深刻的论述。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当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结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988年9月5日，他又一次说到：“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所以，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坚定不

　　移地进行改革，克服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全方位的开放战略，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逐步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逐步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大后，认识又有所深化。1984年JO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总体上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状况规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是坚信不疑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中心是发展生产力的认识是明确的，所以这10年中我国才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当然，在这一阶段，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为不顾客观规律片面追求高速度，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关系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不断升级，生产资料所有制强调··一大二公三纯”。这种失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但党中央对这些错误一旦发现便逐步加以解决，并深刻总结其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至后来发展到JO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但可以肯定的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正如邓小平所说，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它虽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而且这一阶段探索中的曲折毕竟为后来提供了一种借鉴。三、“文化大革命”JO年，为积累“反面经验教训”的阶

　　段。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的一场大内乱，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均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然而，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作为反面教材，则可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所资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持续JO年之久，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如特定的国际环境，党内极“左”思潮的极端发展，毛泽东晚年关于理想社会主义构想中某些失误等。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则是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文化大革命”从反面为我们提供的教训是：只有发展经济，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才能克服国家过分集权的体制造成的弊端。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曾总结说：“‘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邓小平对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则有更深刻的论述。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当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结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

　　命’的经验和教训。”1988年9月5日，他又一次说到：“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所以，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克服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全方位的开放战略，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逐步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逐步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大后，认识又有所深化。1984年JO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三个基本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绩：（一）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二）初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和布局；（三）正式制定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产物。1989年．江泽民在国庆4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当时党和国家工作中需要统一认识的10个重要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金会通过的关于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在进一步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概括为12点。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视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括中，依据党的基本路线和上述12条主要原则，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又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的问题等9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更全面、更系统、理论性更强的概括。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根据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的新发展，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五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并提出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开辟了一个光明的前景。这一阶段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逐步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这条道路，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美国〈世界观察》认为，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

　　精长最快的国家，以至“全世界都感受到它的影响”。法国《经济周刊》指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民经济。在讲求实效的邓小平努力下，中国在15年完成了美国花50年，日本花30年完成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在欣欣向荣地朝前迈步。有益的启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着艰辛的历程。回顾与研究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一、社会主义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基本经验是正反两方面经验摄成的。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结论，申国惟一正确的选择。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社会后来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转入全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虽然遇到过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又正是我们党自己，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从“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深渊中走出来，挽救了中国，挽救了社会主义，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探索中前进，既有辉煌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也有重大的挫折和沉痛的教训。然而，从社会主义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在新的基础上的振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又正在跨入新的世纪，中国共17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三个基本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绩：（一）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二）初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和布局；（三）正式制定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产物。1989年．江泽民在国庆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当时党和国家工作中需要统一认识的10个重要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金会通过的关于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在进一步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点。19917月1日，江泽民在庆视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括中，依据党的基本路线和上述12条主要原则，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又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的问题等9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更全面、更系统、理论性更强的概括。19979月，党的十五大根据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的新发展，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五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并提出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开辟了一个光明的前景。这一阶段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逐步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这条道路，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美国〈世界观察》认为，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精长最快的国家，以至“全世界都感受到它的影响”。法国《经济周刊》指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民经济。在讲求实效的邓小平努力下，中国在15年完成了美国花50年，日本花30年完成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在欣欣向荣地朝前迈步。有益的启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着艰辛的历程。回顾与研究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一、社会主义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基本经验是正反两方面经验摄成的。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结论，申国惟一正确的选择。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社会后来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转入全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虽然遇到过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又正是我们党自己，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从“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深渊中走出来，挽救了中国，挽救了社会主义，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探索中前进，既有辉煌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也有重大的挫折和沉痛的教训。然而，从社会主义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在新的基础上的振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又正在跨入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则一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昂首阔步地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社会主义在中国半个世纪的伟大实践证明，社会主

　　义适合中国国惰，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自身实践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伟大成就克分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半个世纪胜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结论，中国惟一正确的选择。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成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及重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过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可以说，几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足迹和闪光的思想。这些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虽然有的不完善、不彻底，甚至前后矛盾，正确与错误交织，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坚持或未能贯彻到底甚至扭曲或背弃（例如在探索中日益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陷入混乱和迷误，因而，直到毛泽东逝世时也未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全面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这种贡献不仅是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而且更有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这些凝聚了数十年的心血和智慧，从得失成败中得来的经验教训，都是我们极其宝贵的财富，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没有这一时期探索的得失成败、经验教训，就没有新时期的开拓和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以来，社会主义新时期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既有根据新的实践的创造，更有对前一时期探索的继承、纠正、借鉴和发展。三、以邓小

　　平为核心的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18上，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把有中圄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一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领导我们党不断地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并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其奥秘在于：一是它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特别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精髓；二是它在正确揭示中国基本国惰的前提下，抓住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它所包括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三是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实际，确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战略。正因为形成了这一正确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才领导中国人民开拓了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新路。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领导全国人民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胜利前进。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国内改革攻坚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及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作出了关系全局的两大历史性决策。其一是郑重地把继产党则一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昂首阔步地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社会主义在中国半个世纪的伟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惰，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自身实践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伟大成就克分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半个世纪胜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结论，中国惟一正确的选择。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成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及重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过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可以说，几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足迹和闪光的思想。这些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虽然有的不完善、不彻底，甚至前后矛盾，正确与错误交织，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坚持或未能贯彻到底甚至扭曲或背弃（例如在探索中日益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陷入混乱和迷误，因而，直到毛泽东逝世时也未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全面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这种贡献不仅是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而且更有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这些凝聚了数十年的心血和智慧，从得失成败中得来的经验教训，都是我们极其宝贵的财富，是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没有这一时期探索的得失成败、经验教训，就没有新时期的开拓和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以来，社会主义新时期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既有根据新的实践的创造，更有对前一时期探索的继承、纠正、借鉴和发展。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把有中圄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一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领导我们党不断地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并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其奥秘在于：一是它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特别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精髓；二是它在正确揭示中国基本国惰的前提下，抓住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它所包括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三是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实际，确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战略。正因为形成了这一正确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才领导中国

　　人民开拓了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新路。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领导全国人民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国内改革攻坚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及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作出了关系全局的两大历史性决策。其一是郑重地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地写进党章中。其二是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党的十五大报告从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科学地总结过去，筹划未来，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国际国内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鲜明的主张、指导原则和方针政策。它进一步科学地揭示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可以说，这个重要文献是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以江浮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发展和新成就，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的开始，到邓小平的确立和江泽民的继续推进，是一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创造性伟业，是一场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接力赛。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还在丰富和发展，只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不断克服和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五、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经验，将对世界往会主义在新世纪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半个世纪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取得的成功，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

　　生机和活力。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中国共产党处变不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领导中国人民掀起了中国社会主义观代化建设的高潮。1997年后又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共产党还顺利地完成了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保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风雨历程中巍然挺立，正稳健地阔步迈进了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是举世瞩目的，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不少左翼人士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而且必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前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亚·和j洛夫说：“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应该加以深刻总结。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独特方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兴趣，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的经验。中国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和引进先进技术的作法，是各国应该效法的榜样。”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期特罗1995年底对华访问时，“称赞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他设想的’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榜样对全世界来说也是重要的。”＠他还在随后的对日本访问时表示．古巴的发展“要以中国式的改革开放经济为参考。”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在新的时代发展中重振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世界上许多人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得到希望，鼓舞和启示。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1世纪中国的崛起将是社会主义复兴的标志。正如邓小平所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⑨如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21世纪中叶如期实现，“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

　　优于资本主义。”＠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大视角来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若干具有普遍价值的精神财富，将对世界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选择发展道路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将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参考文献］①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1949-1965年），第66页．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上卷，第434435页．③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第7册，第157页、504页、513页、566页．④建国以来毛涤东文稿［M].第8卷，第63页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⑦＠晦邓小平文选［M]－第3卷，第63页、346页、225页．⑧据路透社北京1995年门月30日电，参见参考消息1995年12月2日．［责任编辑：陈荣华］19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地写进党章中。其二是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党的十五大报告从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科学地总结过去，筹划未来，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国际国内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鲜明的主张、指导原则和方针政策。它进一步科学地揭示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可以说，这个重要文献是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以江浮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发展和新成就，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的开始，到邓小平的确立和江泽民的继续推进，是一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创造性伟业，是一场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接力赛。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还在丰富和发展，只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不断克服和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

　　利。五、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经验，将对世界往会主义在新世纪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半个世纪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取得的成功，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中国共产党处变不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领导中国人民掀起了中国社会主义观代化建设的高潮。1997年后又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共产党还顺利地完成了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保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风雨历程中巍然挺立，正稳健地阔步迈进了新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是举世瞩目的，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不少左翼人士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而且必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前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亚·和j洛夫说：“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应该加以深刻总结。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独特方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兴趣，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的经验。中国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和引进先进技术的作法，是各国应该效法的榜样。”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期特罗1995年底对华访问时，“称赞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他设想的’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榜样对全世界来说也是重要的。”＠他还在随后的对日本访问时表示．古巴的发展“要以中国式的改革开放经济为参考。”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在新的时代发展中重振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世界上许多人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得到希望，鼓舞和启示。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1世纪中国的崛起将是社会主义复兴的标志。正如邓小平所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

　　始终站得住。”⑨如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21世纪中叶如期实现，“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大视角来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若干具有普遍价值的精神财富，将对世界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选择发展道路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将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开辟一条新的道路。(1949-1965年），第66页．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上卷，第434-435页．③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第7册，第157页、504页、513页、566页．④建国以来毛涤东文稿［M].第8卷，第63页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第3卷，第63页、346页、225页．⑧据路透社北2日．［责任编辑：陈荣华］

　　【文献来源】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jiangxi-social-

　　sciences_thesis/0201237356577.html

　　【相关文献】

　　1.论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J],刘建军2.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评介[J],李忠东3.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大贡献[J],蔡水珍，李蓉4.论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J],姜怀忠5.苏共二十大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J],王安浩

　　

篇六：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砍伐树木把很粗的树都砍倒劈成柴火炼钢浪费了大量木材很多地方的大粗树都是在那时候给砍倒的造成了不仅钢没炼好生态环境也遭到了大的破坏大炼钢铁造成的危害很严重经过这个办法1958年我们的钢产量完成标超过了1000万吨而里边能用的800多万吨几百万吨都不能用用的是废铁工人加入职工队伍职工队伍急剧膨胀一年内增加了2000万人城市化进程很快一下进了两千万进了城就要吃的国家分配压力很大所以财政补贴40亿超过全国财政收入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很少387亿不像已经十来万亿当时光一个炼钢财政补贴就超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你光炼钢了其他还有很多老百姓的吃穿住用行好多方面光炼钢是不行的冲击挤占了农业轻工业的生产当时叫钢铁元帅升帐搞了一年搞成了所以大炼钢铁造成了很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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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前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沈传亮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大家好，下面我们就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个问题主要是研究1949年到1976年，这二十多年时间，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怎么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探索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分五个小的方面做一简要介绍。第一，探索的良好开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底怎么搞，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之后也不是很清楚，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刚开始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1956年到1957年，因为1949年到1956年之间，这七年主要是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要把这个题目定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从1956年开始，因为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6年我国才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需要给大家交待一下。第二个小问题，探索出现了严重失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大致的时间是1957年到1960年，发现了一个错误之后怎么办？第三个小问题，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发现了错误要改正，但同时我们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也继续得到了发展，这是很不幸的。最后我们的探索还走入了歧途，发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最后讲个小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经验、教训。最后一个小问题讲讲总结和启示。

　　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良好开端（1956年-1957年）

　　下面讲第一个问题，探索的良好开端。探索的良好开端是从1956年到1957年这一年多的时间，探索开始的标志是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发表。1956年，《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思考了七年之久的基础之上写的一篇文章，讲到了经济建设怎么搞，国防建设怎么弄，生产力布局怎么布局，处理好内地和沿海工业的关系，处理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好是与非的关系等，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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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关系。这里边就涉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十大关系？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了七年左右的准备工作，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宣布了我们因为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你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顶层设计。

　　（一）党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背景

　　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来？探索任务提出它有国际国内的背景。国内的背景很简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1953年到1956年我们进行了三大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完成了，国营的、集体的占到中国经济的90%以上了，我们具备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条件，“三大改造”完成了，私营的很少了，并且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五”计划从1953年开始实施了，并且实施得很好，而这个时候毛主席对于搞建设也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了，他就说过一段话。他说解放后，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年恢复时期（1949年—1952年），这三年我们对搞建设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还是懵懵懂懂，共产党人搞革命刚开始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搞建设也是，因为这些事以前没干过，也不知道怎么干，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介绍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到底怎么搞，哪一步怎么走不知道。而对于照抄苏联的办法，毛主席心里也不舒服，苏联的情况毕竟和中国的国情还不太一样，他就在《毛泽东文集》里面的第八卷里面就有一句话，他说：“对于建设懵懵懂懂，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怎么办？要走自己的路。而这个时候苏联那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国际背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在这个过程中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说斯大林犯了很多的错误，很严重，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不是很好，揭露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他这个秘密报告是半夜做的，说是秘密，但没想到一星期之后就被有的国家的间谍被公布了，所以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全世界掀起了一种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高潮，说斯大林犯那么多严重错误，有些国家还在搞社会主义。对于这个事，中国国内怎么看？中国共产党人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毛泽东讲，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现在看主要是老百姓的生活搞得不好，军事工业很发达，重工业很发达，轻工业不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上升没多少。看到这些问题，毛泽东讲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要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所以在这种国内外的背景的交织之下，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中国，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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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这么一个东方的人口大国，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搞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1956年、1957年，我们有一些比较新的东西，探索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良好开端的表现

　　第一，提出了探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是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通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基本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光站起来，还要富起来，富起来怎么办？大家伙一起努力把国家建设好，建设强大的中国，这也是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心愿，也是当时中国老百姓心里边的一个中国梦，这也是反映了老百姓的真实心理。毛主席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国家，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这是指导思想和基本的方针。第二个，对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中国要探索自己的道路，你要找准自己的矛盾在哪儿？你要找到自己面临，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在哪儿？当时的判断还比较准确，当时就说，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想建立强大的国家，工业国，当时的看法是工业，工业强大了，你这个国家才强大，我们当时是劳动的工业国，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老百姓特别需要经济文化尽快地发展起来，而当时的经济文化状况，因为刚建国，很多东西还没有造出来，很多东西还没发展起来，这就是矛盾，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农业、工业都发展起来，这样老百姓的生活才能够好起来，解决主要矛盾需要发展生产力，当时也有把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的这么一个提法，因为解决主要矛盾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第三个方面，探索的良好开端，提出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新想法。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靠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怎么搞？指导方针是什么？当时1956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就提出来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这么一个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非常准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既不能够保守，但又不能冒进，在各个方面和谐、平衡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一个稳步前进。我们今天提要促进经济稳步、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和当时的稳步增长是差不多的，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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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比较准确。而经济体制方面，因为我们在实行“一五”计划的过程中，实行“三大改造”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地形成了一个比较高度的、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在这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个人活动、个人能力发展的空间不大，所以在八大上，有的人就提了，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并且要完善所有制结构，陈云同志还提出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一句话，不是全是国有的，全是集体的，要给个人、给自由的市场提供一点空间，也提出来一个新思路，毛主席觉得他这个思路很好，他发言之后还吸收到了中共八大的报告里面。在这个阶段，毛主席的创造力非常强，他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它的基本矛盾什么？他说还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是基本的，但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国家，包括今天的很多国家，这些基本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毛主席什么时候说的呢？毛主席1957年讲的，在这一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中国国内有两类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是敌我之间的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一个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边，他把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做了一个区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办法不能和敌我矛盾之间的办法一样，敌我矛盾怎么解决？要有专政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需要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团结，再批评，最后达到团结的办法。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谐的办法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并且毛泽东同时还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是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这个时候共产党人还提出来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当时考虑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很多人讲，毛泽东同志如果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做党的主席了，可能是什么什么华盛顿，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根据，但毛泽东同志早就开始考虑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了，不要一个人干一个职务干到死，他考虑是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他不干了，这个实现了，刘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第二个，他还提出来：提出适当的时候不做党的主席，退居二线，但这个没有实现。不管怎么着，当时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想解决这一问题，也是难能可贵的。并且我们制定了一些法律，并也制定了宪法。为什么说考虑这些问题难能可贵？28年的艰苦奋战之后，新中国1949年成立，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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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毛主席还不到60岁，1893年出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50多岁，周恩来同志1898年出生，和刘少奇同志同年的，也是刚50过一点，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还不到50岁，到中共八大的时候才50出头，正是年轻力壮，经验比较成熟、比较丰富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能想到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的问题就非常不容易了，才50、60岁，都是精力充沛的时候。当然我们说探索有一个良好的开端，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好的思想，也得到了贯彻落实，在中共历史上来看，1956年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当然了，探索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

　　二、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失误（1957年-1960年）

　　（一）整风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第二个问题，探索出现了失误，1957年到1960年。第一个失误，整风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老想着找个时间整整风，整什么风？共产党人进到城里之后，因为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后代或者本人就是农民，进城之后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各个方面不太清楚，还要一切从头开始，进城做了官，当了老爷，有些人的作风，各个坏的方面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开始显露出来了。毛主席同志又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绝对不能有进城做老爷的思想。所以在从西北坡到北京（1949年叫北平），进城之前，他就提出来“两个务必”，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忙于政权的巩固，要剿匪反霸，当时还发生很多大事，抗美援朝，没有很长的时间来整顿党的作风，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了，抗美援朝战争早就结束了，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了，想办法要整整风。毛泽东就讲：“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就发来了一个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主要是整顿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宗派主义作风等不良作风，但怎么整？开门，开门怎么整？让很多人提意见，有的人当时意见不能提，不好提，我们就动员给共产党员提提意见，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不良作风可以改变一下，但在提意见的过程中，有的人的意见非常地尖锐，超出了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的容忍的底线，因为有的人提要搞政治设计院、一党专政，搞“党天下”，搞“轮流做庄”等这些意见，听起来比较刺耳。毛泽东同志1957年5月16日起草了一封信，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他说：“一方面要肯定批评意见主流是好的，很多人说的是真话，对于共产党改进作风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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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让少数都有反共情绪的人放手发表他们的言论，暂时不要批捕，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策略被称之为“引蛇出洞”，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讲真话的受到了冤枉，被打成了“右派”，本来是整风，到后来搞成了“反右”。“反右”斗争扩大化了，四个方面：一个，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外的人士蒙受了不白之冤，全国划了右派50多万。打断了整风的进程，本来是想本风的，但现在打了那么多“右派”，宗派主义作风、官僚主义作风也没改变多少。并且破坏了民主法治，有的人就讲了几句真话，批评得比较尖锐，有的地方政策掌握不准，因言获罪，《宪法》刚公布，言论自由都有，破坏了民主法治。并且导致了理论上的失误，1956年中共八大的时候还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工业国同落后的农业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之间的矛盾，但“反右派”一打，打那么多，“右派”打那么多，好像觉得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又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伤人，还对社会走势的判断给予重要的负面的影响。

　　（二）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

　　第二个探索的曲折，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1956年，中共八大上，共产党人提出来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这么一个方针。在1956年下半年，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发现经济工作里边有冒进的倾向，所以就采取措施制止冒进。而毛主席和主管经济工作这些人的意见不太一样，他说你要反冒进，你是给群众“泼冷水”。所以，毛泽东为推动工作的跃进，他连续批评“反冒进”，他就要反“反冒进”，1958年1月到4月，前后召开了南宁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在会上批，批搞经济工作的一些人，你们搞反冒进，把老百姓的热情浇灭了，所以在毛主席的鼓动之下，农业、工业掀起了“大跃进”，农业浮夸是从那儿开始的，1958年“大跃进”。有的地方小麦亩产本来没那么高，6月8号，河南有一个地方说小麦亩产2105斤，这是放出的全国第一颗小麦亩产的“高产卫星”，那个时候，最好的小麦亩产也就超不过800斤，年龄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三四百斤就不错了，靠天吃饭，人民有什么化肥都是靠土肥、粪肥，小麦亩产没多少。从这2105斤的“卫星”放出来之后，有些地方更吹牛，吹得很离谱了，河北有的地方说红薯亩产120万斤，这120万斤什么概念？这一亩地下边全铺满红薯，一个挨一个也达不到12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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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更离谱的，广西有一个地方说中稻亩产130434斤，浮夸到什么程度了。当时还有很多的照片表明当时的农业亩产达到很高的高度，“放卫星”。但毛主席相不相信农业如此高产呢？刚开始也不太相信，主要是为了老百姓的心劲不能给降下去，有一些知识分子当时也发表文章，说如果光合作用，农作物得到充分的吸收，粮食亩产也可以现在亩产的十倍、二十倍，变相地也给予了一个证明，有的也是违心之作。在那种情况下，毛主席还发表过一个言论，1958年9月，毛主席还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段话，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22年的仗，21年就是不胜利，而在22年这一年，1949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粮食要是能突变？中国的粮食问题早就解决了。有些问题还是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才行，这是农业方面。工业方面，当时的“大跃进”主要体现在钢产量的大跃进上，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在这个会上赫鲁晓夫宣布他们在某些方面要超过美国，毛泽东同志经过一些调查研究，在会上也郑重宣布，在钢产量方面中国15年后，1957年的15年后是1972年，15年之后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苏联要超过美国，中国紧随其后超过英国，这两个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阵营要超过他们，宣布出去了，怎么来解决？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多少？535万吨。而当时在英国2000多万吨，差距1000多万吨，15年，如果每年增长一点还是有可能的。毛主席宣布出去之后，这些思想传到国内之后，很多人就想着干得快一点，有的人说不用15年了，7、8年我国就能够超过英国，有的人讲7、8年时间太长，不用7、8年，2、3年就可以了，有的甚至还说不用2、3年，1、2年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6月19号毛泽东同志找当时的冶金工业部的部长谈话，说：“你看钢产量能否在1958年就翻一番？”工业部长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在这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就正式向世界公布了，中国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这个话喊出去之后，你叫不好往回收了，当时中国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确实难度很大，因为8月份宣布，1958年1到8月，这8个月过去了，中国全国的产量总产量才400多万吨，那离1070万吨还差得老远了，一多半没完成了，如果要完成这个向世界人民宣布的指标，不丢中国人的脸，那必须在9到12月，4个月之内必须完成600到700万吨钢的指标，靠正常手段肯定是不行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以钢为钢，全面跃进，但是我们的钢厂是有限的，生产效率也是一定的，那怎么办？就搞了一些“小、土、群”的办法，所谓的小是建了一些小高炉，正规厂的大高炉之外，农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建了一些自己的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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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不能用科学的办法炼钢，要完成任务怎么办？土法炼钢，搞群众运动。很多人从农业上被抽调到工业炼钢，建小高炉，当时的很多地方为了炼钢建了很多小高炉，但也没有煤，没那么多煤，没那么碳怎么炼？砍伐树木，把很粗的树都砍倒，劈成柴火炼钢，浪费了大量木材，很多地方的大粗树都是在那时候给砍倒的，造成了不仅钢没炼好，生态环境也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大炼钢铁造成的危害很严重，经过这个办法，1958年，我们的钢产量完成了指标，超过了1000万吨，而里边能用的800多万吨，几百万吨都不能用，用的是废铁，像小土炉能炼出来钢吗？大炼钢铁搞了一年造成的危害是，对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抽调大量工人加入职工队伍，职工队伍急剧膨胀，一年内增加了2000万人，城市化进程很快，一下进了两千万，进了城就要吃的，国家分配，压力很大，所以财政补贴40亿，超过全国财政收入，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很少，387亿，不像已经十来万亿，当时光一个炼钢财政补贴就超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你光炼钢了，其他还有很多老百姓的吃、穿、住、用、行，好多方面，光炼钢是不行的，冲击挤占了农业、轻工业的生产，当时叫钢铁元帅升帐，搞了一年搞成了，所以，大炼钢铁造成了很严重的危害。到1972年的时候，中国钢产量多少吨呢？2300多万吨，与英国当年的产量持平，和英国差不多了，毛主席1957年提出来，15年以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他说的话应验了，但也没必要1958年搞一个大炼钢铁，所以有的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讲当年搞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这是另外一个失误和挫折。

　　（三）急于求成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三个失误，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比较急，比较快。为了配合农业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有些地方，对于农村基层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所谓的创新，搞起了农民公社，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比较好，并且还说过一段话，说：“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而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什么概念？通过人民公社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就讲共产主义是天堂，什么是桥梁？人民公社是桥梁。毛主席在1958年考察期间还题词“人民公社好”，当时毛主席的话很管用，这一句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宣传，人民公社化急剧发展，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都建起来了，但建那么快，肯定是有问题的。并且那时候还大办公共食堂，什么叫公共食堂？免费吃，吃饱肚子上班，把很多粮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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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了，1958年因为大炼钢铁抽调了很多农民，地里的庄稼没收进去，都烂在地里了，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当然共产党人发现了这些问题，怎么弄？解决问题，召开一系列“纠左”会议，不要搞这么快了，大炼钢铁也好，人民公社化也好，农业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要纠正。这一系列会议里边，有一个会议比较重要叫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上一些领导人提出了很尖锐的意见，说对“大跃进”的错误没有看清楚，还要认真地研究，调整措施，当然这些意见，毛主席认为不妥，所以一些人也被打成了反党反革命的集团。彭德怀同志就是这个集团当中的一人，当时的情况看，彭德怀的想法是对的，是“大跃进”的错误没有解决清楚，但庐山会议没有开好，会后又“反右倾”，很多人被划成了“右倾分子”，本来是解决“大跃进”的，1959年庐山会议没解决成，所以1960年“大跃进”继续发展，又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在我们现在看有两个，一个，“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因为“大跃进”老吹、老放卫星，粮食生产本来没那么多，你非得喊那么多，所以有的地方喊得多就交得多，交得多老百姓就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有的就饿死了，所以有的学者，包括有的官员都在研究当时到底是饿死多少人。前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创作的代表官方意见的一个正本教材出来了，它里边就提到了当时饿死了一些人，饿死的具体人数没有写，但里边说了非正常人口1960年比1959年减少了一千万，本来我们的人口每年能增加一千万左右，正常的，而减少了一千万什么概念？所以当时的情况比较严峻，这是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我们在搞“大跃进”的时候，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是正在起飞的时候，我们在搞“大跃进”，在胡说胡吹，而有些国家抓着几年的机遇发展上来了，而中国“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损失是120亿人民币，到1965年底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用了好几年时间，1965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这个“大跃进”探索的失误，这是严重的失误，好几个。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条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好的，他也不是为了把老百姓饿死，他也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得更好，以尽快的速度和时间把中国建设好，毛泽东的初衷不是饿死老百姓。第二，我们把“大跃进”运动和“大跃进”这三年的实践区别开来，搞运动，我们讲的的是运动，我们除了运动之外，很多工人、农民、军队，包括知识分子也在正常地工作，也做出了很多的重要成就，有些铁路建设、水库建设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当时建设得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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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充分的，“大跃进”时期这几年做了很多的事情。第三条，“大跃进”失误的责任不能完全记在毛泽东一个人头上，邓小平同志后来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讲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当时中国上下都有一种急迫的心情，抓紧把中国建设起来，有这种急迫的心情，但是这种急迫的心情却用正确的思路和方式来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犯了错误的。犯了错误之后，要勇于改错误。

　　三、国民经济的调整与“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1961年-1966年）

　　这是第三个问题，国民经济的调整与“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1961年-1966年），针对以前犯的错误，1961年1月共产党召开了一个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不能再这么“大跃进”下去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把一些虚夸的数字调整，降得低低的，适合中国的情况。把一些搞起来搞得还可以的东西巩固一下，这八字里边提高放在最后了，为什么放在最后？主要是调整，主要是巩固和充实，不要再搞一些过高的数字了。并且在1962年1月还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在七千人大会上，县委书记都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同志做了自我批评，省里的省委书记也做了自我批评，这个会议上大家对于“大跃进”的失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的领导讲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些问题还没有讲到位，所以到后来相关领导同志又开会，把形势估计得更悲观一些，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经济上提出来“八字方针”。政治上这时候由于各种问题的交错复杂，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所谓的“黑暗风”是指对这几年的形势估计得过于黑暗，毛主席表示不同意见，而“单干风”主要是批支持包产到户的这么一个风气，因为老百姓饿死了怎么办，有的地方饿得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想个办法把地包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结果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当年有一句话，“不管黄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支持老百姓包产到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走单干，“单干风”，所以支持包产到户的同志，邓子恢、田家英、邓小平、陈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批“单干风”，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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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单干风”还批“翻案风”，为什么翻案呢？是因为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包括“反右派”、“反右倾”抓错了一些人，这个时候应改正错误，要甄别平缓，有的时候要“一风吹”，这个也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你不能“一风吹”，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而这个时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批评的彭德怀，给中央毛泽东写信，说当时他提的意见是对的，现在问题出来了，而有的人还借用小说《刘志丹》大作文章，毛主席一批，“翻案风”、“单干风”，大题不要叫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很浓，一方面经济工作方面要艰难地调整，另一方面，政治上大喊阶级斗争，经过1964年搞“四清”等一些措施。

　　四、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走入歧途（1966年-1976年）

　　到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了歧途。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还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来讲去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怎么定性，党中央已经有历史决议对此定性，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确实遭遇了巨大损失，十年内乱是乱了自己，本来毛主席的想法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扫掉官僚主义，防修反修，使中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毛主席的设想没有实现，因为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靠搞运动是不行的，历史已经表明了。1976年毛主席还谈到自己一生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第二件大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也在晚年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文革”过去了这么多年，历史决议决它的评价是非常科学和准确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反思“文革”，甚至还有的人向往“文革”，各种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再也不愿回到“文革”的年代了。从1956年到1976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既有了良好的开端，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甚至犯过严重错误，但共产党总是想着办法自己来解决自己犯的错误，这是应该提出来的。

　　五、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总结和启示

　　这一讲的最后一个问题，谈一谈总结和启示。为什么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会发生失误？一个现实原因，中国共产党人搞社会建设确实没有经验，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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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有历史的原因，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个人崇拜，个人说了算，个人的决断甚至高于集体的决断，非常容易犯错误。第三个原因，外因，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想超过资本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想打压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国际斗争比较复杂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就会犯看不清楚的错误；第四个原因，内因，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现在来看是低级的错误，一亩地能产上百万斤红薯，几千斤粮食，当时的条件，内因是中国普遍低下的文化程度，新中国成立之后，全中国80%多的人是文盲，科技知识的素养层次比较低，如果拿到今天跟你说一亩地能一万斤红薯你都不信，科学技术、科学素养还是比较低的，这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失误，这是客观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主观的，和一些领导人的好大喜功也有关系，和一些浪漫主义的情怀也有关系。有些问题是跨不过去的，生产力发展跨不过去，那么落后，想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不是通过扎扎实实搞建设，而是通过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往往而是事与愿违。教训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二十多年，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教训也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宝贵的财富。所以最后要讲一句，怎么样正确看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对于毛泽东同志这一代领导人的探索给予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党的十八大就指出：在探索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的成交，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理论的准备和物质的基础。那三十年，我们做了很多的大事、好事，不是一连串的错误，也不能够以今天这三十年的成就来否定前三十年。“两弹一星”，就是在那个艰苦的条件下研制成功了。邓小平当年就讲过：“如果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导弹，没有人造卫星，中国很难被称之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我们那三十年干了很多事情，很多的水库、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高科技，那三十年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要全面地，辩证地来看待毛泽东为首的那一代领导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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