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社会治理创新6篇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摘要：实施乡村战略背景下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和村民生活质量，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村级社会治理创新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摘要：实施乡村战略背景下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和村民生活质量，不仅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也事关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但是从目前来看，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自治落实难度大、公众参与治理程度低，乡风文明建设不健全、社会矛盾多元多发等问题丛生，影响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主要阐述了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并针对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创新治理路径，从而为保障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寻找突破口。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社会治理治理创新治理路径一、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强调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方位对乡村治理提出的重要要求，为我们在新时代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乡村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与农村基层社会有效衔接、良性互动的渠道，在城乡融合式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尤为迫切。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不仅是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完成乡村振兴战略其他方面要求的助推器，在有效整合农村资源配置、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通过推进农村田地的公平合理、优化乡村村落的合理布局、科学开发农村的自然资源、完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良好的乡村治理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对农村产业资源进行合理化的分配和整合，为农村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还将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民生等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保障，同时，对于提高村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二、乡村社会治理的现状及问题党的十九大会议保障中明确地将“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纳入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体系中，从而为其方案的顺利实施和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从目前来看，由于“三农”问题的遗留性和根深蒂固性，在进行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解决：（一）基层党支部建设薄弱，党组织领导力不强。在乡村社会治理中首先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前提是基层党组织建设要过硬，一方面能够起到领导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但是目前农村党支部建设普遍存在党员老龄化，吸收和发展年轻党员困难，党支部在村庄治理中作用发挥有限等，使得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难，领导力不足。（二）公众参与有限，村民自治落实难。目前乡村治理农民参与感不足，社会秩序主要依靠政府维护。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农村中的优质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造成许多精英人才流失的同时也使得相关产业机构在人口基数较少的村落无法选出合适的领导者。另一方面，由于当
前“村官变村霸”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存在，很多基层农民自身权益有时无法得到应有保障，农民面对恶势力敢怒不敢言，无法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乡风文明建设不健全，文化建设滞后。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虽然得到不断提升，但其内部经济制度中的不利因素对农村经济文明建设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极个别地方社会主流思想价值渗透乏力，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不良风气长期存在，不仅使得乡风文明道德标准的降低，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性。
（四）社会矛盾多元，社会问题叠加交织。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但由于地区、城乡发展不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等因素，导致基层社会新型矛盾不断产生。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并且将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使得原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大为降低，直接影响到农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的现实路径（一）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坚持抓乡促村，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落实乡镇党委直接责任，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等要包村联户，村“两委”成员要入户走访，及时发现并研究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治理和群众生产生活等问题。（二）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在议事决策中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组织决定。组织开展党员联系农户、党员户挂牌、承诺践诺、设岗定责、志愿服务等活动，推动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带头示范，带动群众全面参与。密切党员与群众的联系，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加强对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特困人员等人群的关爱服务，引导农民群众自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三）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进一步加强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拓展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平台，发展壮大治保会等群防群治力量，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群防群治力量在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办理、民间纠纷调解、治安维护协助、社情民意通达等方面的作用。（四）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弘扬崇德向善、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传统美德，培育淳朴民风。开展好家风建设，传承传播优良家训。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实现村规民约行政村全覆盖。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规范完善村规民约，确保制定过程、条文内容合法合规，防止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监督和奖惩机制，注重运用舆论和道德力量促进村规民约有效实施。（五）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健全人民调解员队伍，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探索建立“互联网+网格管理”服务管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六）推动“互联网+乡村”社会治理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等技术在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应用会
篇二：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合作型社区管理作者：高宝琴来源：《中外企业家·下半月》2010年第8期
高宝琴
（山东工商学院，山东烟台264005）
摘要：合作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借助既不同于市场、又不同于政府的制度安排，对农村现有的各种资源进行开发和调适。它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能够充分发挥现乡村各种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乡政村治”模式的弊端，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创造了条件，是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
关键词：合作型社区；乡村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F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0）16-0159-02
一、合作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需要，我们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确立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具有明显的进步作用，但这种模式过于强调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村民自治组织也被纳入到行政结构体系中去，更多地执行基层政府的职能，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引发乡村治理危机。相对于原来的行政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合作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适应了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
（一）适应了乡村社会日益开放的需要
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的封闭性格局，外来人员的涌入使城郊农村除了本地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外地人居住生活，社会人群成分日益复杂，农村社会的开放性、异质性明显增强，外来人员在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理所当然地要求享有基本的权利，但现有以地域和户籍为基础的村级组织显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引发一些矛盾，而流出的农民也很难享有自己户籍所在地的诸如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基本自治权利。合作型社区模式则适应了这种需要，赋予外来人员以平等的选举权和决策权，发挥他们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二）适应了乡村社会民主参与多元发展的需要
原有的乡政村治模式的治理主体主要包括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使其面临诸多困境。就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关系而言，乡政矮化了村治的自治性，增强了村治的行政性，难以实现“乡政”与“村治”的合理对接；就村两委的关系而言，由于缺乏明确的权、责规定，作为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和应当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村党支部在行使公共权力时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1]随着各类农民组织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多元化日益明显，它们或以合法的、或以非法的方式参与农村公共权力的角逐，对原有的治理模
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通过一些制度创新，把新兴的农业合作组织、社会公益类组织纳入到社会管理的体制中去，为他们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提供了制度化的通道，形成乡村治理的合力。
（三）适应了城乡一体化的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农村群众对居住环境、社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出现了“城乡群众需求趋同化”现象。而就广大的乡村而言，农村居民居住分散，经济条件千差万别，部分农村位置偏远，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仍显滞后，公共服务不足，农民生活较之城镇居民仍有较大差距，城乡二元体制已经成为制约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合作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融合了城市中公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城市社区的便民服务功能，内设计划生育、社区环卫、社会保障、文教体育、社区治保等服务站，把原先乡镇（街道）医院、司法、土地、民政、文教、公安、劳动、计生等部门的职能承接下来，并集中在一起进行一站式服务，还设有社区警务室、卫生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等设施，打破了原有政府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改变了农村公共服务“边缘化”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活品质，让农民享受到了和城里人一样便利的公共服务。
二、农村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民主政治作为通向基层社会自治治理模式的路径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存在着成功的经验，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要求。农村基层民主就是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建立起来的。但民主选举仅仅解决了权力归谁所有的问题（即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但却不能解决权力如何运作的问题，这就使得民主选举产生的“村两委”依然存在着权力的腐败和滥用，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最终挫伤选民选举的积极性的问题。社区治理通过借助于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开发与调适。它不仅保证乡村精英被挑选出来，而且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多元的民主协商与对话机制，使权力由归谁所有向如何运作转移，实现了对选举民主的超越，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完善。
（一）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共治
在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中，政府、自治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参与主体承担不同的职能，形成推动社区发展的合力。合作型农村社区包括从乡镇机关选派的专职人员、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人员和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农民志愿组织因其浓厚的“草根性”和“民间性”，弥补了由于村民自治组织不完善所导致的村民的疏离感和厌恶感，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支持，起到了一般村级组织所无法取代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体现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精神。
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一方面调动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合理、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农村社区实现预期的目标；另一方面，多元利益的博弈、协商，也培养了农民的民主素养，有利于公民文化的培育，避免了以往单纯的政府行为所带来的弊端，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积极有效的合作关系、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奠定了基础。
篇三：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思考—总结范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思考加强和创新社会基层治理，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幅员广，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杂、群众述求多元，城镇社会经济发展迫切。如何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确保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和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结合我镇实际情况，我简要介绍以下几点，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以保障改善民生为根本，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积极改善民生，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是夯实社会治理的关键。一是建立健全民生保障机制。近年来111镇不断健全民生，扎实推进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以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为基本内容的城乡救助机制，进一步扩大城镇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全面实现农村新农保、新农合、农村低保全覆盖，不断提高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二是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三是建立健全收入平衡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机制，不断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公共服务方式，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形成一套符合区情、统筹城乡、持续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机制，有效缩小城乡差距。二、以加强社区党建为重点，构建社会治理平台我镇着力加强党建创新提出针对当前基层组织管理服务能力水平普遍不高，社会管理服务机构和专门性人才比较缺乏，以及一些体制性、保障性机制还不完善等现实，应进一步健全基层社会管理组织。一是大力加强社区建设。在社区服务上，通过政府支持、社区共驻共建等方式，积极引导教育、保健、托幼、居家养老、家政等服务机构向社区拓展，不断完善为民便民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共有共享。将民政、优生、矛盾调处、劳动保障、社区服务、合作医疗等服务窗口集中起来，实行“一体化”办公、“一条龙”服务，更好地方便群众办事。二是推进村级组织建设。依法加强对民主直选村委会干部选举的监督和领导，设定严格的干部候选人标准，严防一些地方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插手选举，确保党对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有效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三是强化资金政策保障。逐
步加大对基层投入力度，为村(居)、社区一级组织开展正常活动提供经费、场所保障；不断提高村(居)干部工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村居干部的养老保险制度，解除村居干部的后顾之忧；切实加大政治关心力度，对表现突出、工作优秀的村居、社区干部，通过选拔充实到乡镇、街道干部队伍中，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三、以矛盾纠纷化解为突破，解决社会管理突出问题紧紧围绕排查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机制。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改革措施出台、管理方式转变、重大项目引进等重大决策之前，应充分征求群众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减少因决策不当带来的社会各方的利益冲突。全面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实施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的必经程序和前置条件，切实防止因决策失误引发社会矛盾。二是建立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方整体联动”的大调解格局，完善村社、乡镇街道、区、市四级大调解工作平台，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联调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第三方”作用，健全大调解工作平台。进一步深化“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诉调对接”、“援调对接”等对接调处机制，强化实体运作，规范对接流程，拓展对接范围，妥善化解社会矛盾。三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多元化调处机制。探索创新信访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党政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制度；完善复杂疑难信访领导包案、部门会办和督查督办工作制度，加大对各类复杂疑难信访问题的化解力度，依法做好信访事项“三级终结”和信访人员教育管理工作，有效解决一些信访事项“终而不结”问题。积极调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推动重大矛盾纠纷和信访疑难问题调处，多渠道化解社会矛盾。四是探索建立突出矛盾纠纷长效化解机制。探索建立“一综多专”的矛盾化解机制，采取“党政领导、综治牵头、依托部门”的模式，在矛盾纠纷多发领域，建立完善相关专业调处机制，配备专职人员，完善工作制度。特别是针对当前房地产开发、环境保护、劳资关系、医患纠纷、交通肇事等社会矛盾和问题，应积极建立房地产开发领域、规范医患纠纷、交通肇事纠纷等重点社会问题专门联动调处机制。
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关键，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有效完善基础性关键性社会管理制度，做到有用的硬办法要用好、软办法要有效、老办法不能丢、新办法要跟上。一是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机制。降低登记门坎，放宽准入条件，重点扶持发展包括城乡专业经济协会在内的公益性、慈善性服务组织。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做好社会组织审批、年检等工作，做到事前及时发现、事中有效控制、事后妥善处置。二是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机制。加快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在推广“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开发建立可供各单位和企业共用的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平台，实现市、县(区)、乡镇(街道)、社区(村)联网，人保、教育、卫生、房管、工商等部门信息共享。建立完善“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机制，整合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能和资源，提高居住证“含金量”和可操作性，让流动人口在就业择业、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同城同地同等待遇。完善特殊人群帮扶管理，扶助支持企业扩大安置基地，减少刑释解教人员再度违法犯罪。三是创新虚拟社会综合管理机制。大力提高互联网安全管理能力，建立网络舆情研判引导队伍，正确引导舆情发展走向，防止不安全信息落地造成现实危害。同时，建立网上、网下一体化联动管控机制，提高发现处置、侦查打击、防范控制的能力，严防形成由网上向网下传导的社会破坏力量。五、以基层组织建设为载体，集聚社会管理合力组织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应不断创新思路，大力构建社会管理组织新格局。一是加强领导。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综治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的工作格局，成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具体负责综合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将技术性、服务性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在乡村、社区、外来务工集中地，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群众自治组织和经济、社会组织，把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转化成基层发展、自治的主导优势，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良性管理格局。二是强化保障。根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加大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经费、设施、装备等保障力度，政府应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保障。在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应将行政服务中心、社区管理场所等列入规划，同时施工，确保到位。三是靠实责任。领导小组统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牵头部门负责指导、细化分解任务，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做
篇四：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村级社会治理创新会议范文(通用4篇)国家公务员申论范文：社会治理创新从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和内涵可以看出，与社会管理的最大不同之处是社会治理强调的是政府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因此，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考察，很有可能会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一角度切入。以文章为例，预测如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请结合对全篇材料的理解，围绕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一话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要求：中心明确，语言流畅，逻辑清楚，800-1000字。【基本内涵】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参考范文】把权利放出笼子——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社会治理的改变和创新正是顺应了社会变革，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权利放出笼子——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赋予其应有的权利。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仅一字之差，却更突出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管控。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既不同于政府，又承担了以往政府承担的许多职能。李克强曾说：“强调用社会的力量办好社会的事情，是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可见，社会组织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的不断进步。
发挥服务社会的作用。社会治理的核心目的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关乎民生、发展和稳定。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它的第一个职能就是服务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要给特定的社会群体或者在特定的社会领域提供一定的服务。比如工会服务工人群体，为工人群体表达诉求;环境保护组织，为环保事业提供服务等等。因此，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作用，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提供不同的服务，起到协助政府提供服务的作用，真正的促进社会治理的创新中公教育。
发挥表达诉求的作用。在社会治理中总会遇到各种利益诉求，也总会不可避免的遇到不满的诉求，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去处理这些利益诉求，一方面可能会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对政府的不满意情绪，损害政府形象。在处理广大群众的诉求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通过所在的社会组织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由社会组织与政府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来维护成员权益，表达成员的诉求，这样既可以增加表达诉求的渠道，也可以有效地维护群众的利益。
发挥有效监督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离不开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督促。在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可以监督企业是不是按照要求生产合格的产品，防止出现一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同时，社会组织还可以监督政府，监督官员，督促官员和政府公平地制定政策，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社会组织有着与政府和企业不同的基层性、多元性、利他性和公共性等性质特征，能够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政府要在社会治理中着重关注社会组织的作用，给予其相应的权利，让社会组织真正地发挥服务、表达诉求以及监督的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促进社会和谐。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
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协商对话机制的建立。要注重维护群众正当利益的诉求表达权力，及时反馈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要真心倾听群众的声音，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在倾听意见的过程中与群众建立对话、协商机制，要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有效协调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要及时化解利益冲突，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价值目标。
近年来，全省各地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提供了一些实用有效的工作样本。
南京市的“建邺模式”：整合部门，三级互动。区级层面按照“大部制”改革思路，将综治办、社建工委、民政局整合成立区社会管理服务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城市管理、综合治理、民生服务等工作，使全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为民服务一体化。街道按“一室三区”组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优化管理服务功能，组成社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通过部门整合和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打造，集成了区域综合治理、民生事务协调和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三大功能。圈网互融，幸福乐居。从2022年5月起，连续投入53亿元，分4批建设128个项目，形成5分钟便民生活圈、10分钟综合服务保障圈、15分钟优质医疗圈。全区按照无缝隙全覆盖原则划分310个网格，社区民警、交警、城管、工商、药监、环保等执法力量组团下沉至网格，构建由网格社工统筹协调的“1+N”网格服务体系，并制定网格职责及规范，规范网格员“六个一”配置，增强了网格解决问题的能力。徐州市的“睢宁模式”：构建村民交流平台。由财政统一扶持，通过“一个平整场地、一组亮化灯具、一套音响设备、一批时尚青年带动、一支村干部队伍服务”“五个一”形式，搭起“舞动乡村”的平台。由文广新体局、教育局等部门组织文艺骨干对镇村干部进行文艺技能培训。村里设立文明乡风工作站，组建义工调解室。构建村民议事平台。每周由村支部书记在“舞动乡村”现场向群众村里工作开展情况，听取群众建议。每两月召开一次村民议事会，对重大事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征求意见，组织票决。每半年在“舞动乡村”现场开展勤政廉政工作，村党支部书记公开，班子其他成员书面，接受群众评议和组织评议。构建干部服务平台。安排职能部门积极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法律、送文化、送岗位、送服务的“六送”活动。
构建文化建设平台。借助“舞动乡村”平台，通过老歌新唱等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步渗透进去，结合乡村的特点，形成特色文化。
构建化育民风平台。要求各村在文化活动间隙建立“干部说事”、“有一说一”、“道德讲堂”等栏目，宣传政策、化育民风。
南通市的“海门模式”：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理念。市乡两级建立社会治理创新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人总挂帅、班子成员具体牵头，对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实行统一指挥、层级管理。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综合考评体系，将各地、各部门社会治理绩效纳入党政综合考评，纳入领导干部实绩考评。将社会治理创新纳入财政专项预算，切实加大对重大项目、装备、队伍的保障力度，并配套建立奖励基金。手段上有效转变，在处理治理与服务的关系上更加突出服务，在加大服务中提升治理水平；在处理建设和治理的关系上，更加重视民生建设，使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群众；在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处置上，更加注重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问题、减少矛盾；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中，既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注重引导社会各方面积极有效参与。
完善社会治理创新体系。海门市与国家行政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学科研基地。还被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确立为社会治理创新教学科研基地。每年邀请专家对海门的经济、社会领域开展调查研究，摸清社会治理现状、找准社会治理着力点，共同为社会治理工作把脉。在调研的基础上，总结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经验和实施效果，制定并出台社会治理创新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以此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加速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富有海门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体系。组织开展“社会治理创新乡村行”宣讲活动，每年举办70多场，向镇村干部、村民小组网格管理员和基层群众集中宣传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受教育人员达6万人左右。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项目。通过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序时化查评的良性工作机制，强化对“十大社会治理惠民工程”、40个具体项目的推进落实。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平安建设综合指标考评体系，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反映社会走势的诸多因素进行量化处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稳定风险评估等项目已成为长效性的工作机制。打造了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
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三中心一基地”、交通事故调处中心、稳定指数评价体系、社区管理“四长”负责制、国安办实体化建设、社会管理舆论宣传工程等一批具有海门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品牌。
提升社会治理创新水平。以敢试敢闯、奋勇争先的精神，大胆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子、新办法，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新水平。启动社会治理三级培训计划，全面提高全市党政干部和基层社会工作队伍的能力素质和工作水平。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切实做到“应评尽评全覆盖”，实现矛盾纠纷由末端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通过强化民生服务，利益协调、法治保障、诉求表达、矛盾化解等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化解了大批矛盾和问题。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强化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动态治理能力得到增强，社会治安总体保持平稳，公众安全感、法治满意度分别达到了93.42%和95.66%，位列全省前列。
常州市的“武进模式”：
科学划分社区网格。按照城市社区250户、农村社区150户规模，根据“任务相当，方便管理，界定清晰”的要求，充分考虑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地理位置、人员熟悉的程度等因素。
实施“五位一体”管理模式。充分梳理社区服务管理事务后，创造性地提出将网格长、信息员、楼道长、城管、联防全部整合编入网格内。城管和联防全部由居委会从社区内招聘，由管理处任命社区民警任社区副主任，主抓社区网格化服务与管理。由社区居委会制定《社区平安建设考核细则》，明确将平安社区建设的5类18项指标分解到各个网格，作为各网格年度考核和网格长个人考评的重要标准，将社区力量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强化干群互动，建立了以各网格居民代表、社区党员等为主体的社区“民主议事会”，定期集中商议社区各网格矛盾、群众诉求等社情民意，不仅提高了社区网格化管理办事效率，也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民主参与热情。
无锡市的“荣巷模式”：
该市滨湖区的荣巷街道充分整合综治、信访、司法、公安等资源，形成了“矛盾纠纷联调、社会治安联控、帮扶帮教联动、特殊人群联管、重点联抓”的格局。积极构建以社区治安防范网、矛盾纠纷调解网、重点人员管控网为基本框架的全方位、立体化“网格”，将涉及拆迁安置、老小区改造等重大项目均纳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举行听证议事会，提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运用“一线工作法”，采取领导包案、专人专案、“一户一策”、协商会办等方式，有效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对事改企引发的矛盾纠纷，通过走访约谈重点人员，将矛盾稳控在基层；依法调处劳资纠纷，引导职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在“校地法苑”建设中，他们通过项目研讨、设立教学实践基地，切实完善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实践交流等工作体系。
论社会治理创新
篇五：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面试热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热点背景】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不稳定因素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也让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因此，深入探寻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意义十分重大，任务紧迫。应从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治理机制、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突破治理困境。【提出观点】乡村治理主体主要有乡政府中层以上干部、以村（社区）支书、主任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他们一起对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社会事业进行管理，具有很强的行政化、强制化特点。一般民众参与度不高，乡村的治理权力主要集中在本地精英和民众代表手中。【综合分析】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当前，随着我国已经逐渐步入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易发多发，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这些都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和任务。
【参考对策】
一是健全农村党组织，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重点加强对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坚决撤换、调整有前科劣迹或不能胜任的村组干部，肃清干部队伍，确保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很好地发挥。
二是加快生力军培养，为基层党组织注入年轻的优秀力量。把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文化水平高的优秀党员纳入到后备干部队伍中，注重在新生力量中发现、培养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着力解决“人难选、无人选”的问题。同时，加大在青年中培训和发展党员的力度，着力解决农村党员队伍年龄老化、青黄不接的为问题。
三是加大农村党建投入，推进基层阵地建设。加大对艰苦地区党组织的扶持力度，加强资金扶持和项目实施，简化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报账手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经费。
四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农村干部队伍。要抓好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强化党性观念，从严从实管理，落实村干部“小微权力清单”，督促村干部履职尽责、清白干事，树立农村干部应有的责任意识和为民意识；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强化村级监督制约机制，疏通和拓宽民主渠道，健全完善党支部决策机制，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坚持正确的基层用人导向，从实践看德才，凭实绩用干部，把群众拥护的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本领、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进村班子，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农村干部队伍。
篇六：村级社会治理创新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作者：姜坤来源：《农村-农业-农民·下半月》2019年第6期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当前,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既可能是稳定的根源,也可能是不稳定的根源。因此,必须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
深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和创新,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基层社会治理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因此,要把在基层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放在首要的核心位置。基础环节就是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成果的取得和整个农村面貌的改善,都要靠基层党组织来领导。农村社会治理成效明显与否,取决于当地党组织尤其是书记的综合素质和影响力。一名优秀的村书记,可以带动一个高效的基层党组织,进而引领整个村级自治工作走向良性运行。所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个关键,而关键中的关键又是村书记的作用。无论是从当地推选任命还是上级组织下派,前提都是要能够找到一个切实为村民着想、为村民办事、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人来担任村书记。还要激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为农村未来的发展储备中坚力量,通过有计划的培养和引导,让更多青年人加入党组织。
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民主选举,直接影响着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际运行与效果。所以要切实规范基层民主选举。在实践中,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过程存在多个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最严重的是宗族观念和宗派势力的干预。要想从根本上完全改变这样的局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最直接的办法,是在国家有关文件的指导下,尽量保证程序的合法和步骤的落实,能够最大可能地选出相对被村民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村委会主任和委员。长远的方法还要依靠广大农村民主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依靠广大农村群众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和村干部领导能力的提升,还有国家干部选任机制的不断科学完善等根本措施。基层民主,任重道远,但是前景光明。
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农村社会的法治氛围较城市有很大差距,群众没有形成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用法治方式解决的思维习惯,甚至一些干部也没有以法治思维开展工作的自觉,再加上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相对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农民法治意识,采取什么样的最贴近农村现实的宣传教育方式就特别重要。可以引导村干部有侧重地利用农村文化广场等平台,适当加入一些以法治宣传为主要内容的节目,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故事情节,向群众进行法治宣传教育,这样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又可以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逐步让法治思维深入人心,从而使群众逐步形成遇事找法的行为习惯。
脱贫攻坚实践中要切实帮助贫困人口转变观念。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到了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我们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已经不再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十九大报告中说的“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问题。在脱贫攻坚阶段,怎样在思想上改变贫困状态是一个难题。所以必须把思想引导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治贫先治懒,扶贫先扶志。要努力让贫困群众思想认识到位、心态积极、主动作为,从贫困走向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实现自立自强。必须引导农民树立自立自强意识,尤其要克服“等靠要”思想,摒除陈规陋习,让积极向上的内在精神力量成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良药,这样的农村也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动力。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加强,会逐步提高农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外出务工人员回归农村就业创业,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整体面貌的改善。而且,随之改变的是广大农村群众整体生存状态,使他们幸福度大大提升,这会为老人的养老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家庭稳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农村旱厕的改造和垃圾的分类处理。总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党和政府国家治理能力的检验和考验,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基础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多方法共同努力。